遥远的青春的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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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青春的怀想

忽然有一天，我记起了遗忘在西集老家的一个旧书橱。

正好一位朋友驾车回老家，我拜托他将书橱顺路拉了回来。

书橱已经很旧，但不破。那是二十多年前二姐出嫁时家里为她做嫁妆时顺便给我打制的。高一百六十公分，阔八十公分，厚度正好够装下一本书。那时候家境非常拮据，木匠师傅如此给我们节省，实在是应该好好感激人家一番的。

书橱里盛放的是我当年在泰安求学时的旧书，还有一些当年的日记和被遗忘在时光小道边的所谓“诗稿”、野外“考察”笔记、读书杂记、摘抄等类。看着这些稚拙的笔迹和梦呓般的文字，心里蓦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情感，酸酸的、涩涩的。随即有一种湿热的液体溢出眼窝——

我想起了青春，想起了泰安，想起了岱宗坊旁边的那个现在已不复存在的母校——山东省林业学校。在那里，我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四年。

二十五年前的一个夏日，我接到了来自山东省林业学校森保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尽管这个通知书并没有给我带来完全的喜悦——我一直向往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的（我最初的志愿都是与师范有关的学校——枣庄师范、滕县师范、泰安师范特教专业）。但是，它却昭示着我终于跳出了农门。能够成为“非农业”的一员，那时实在是让十里八村年轻人非常羡慕的事情。

所以，父亲将家中最好的粮食拿出来，让母亲用簸箕清理的干干净净，颇为自豪地用地排车拉到镇上的粮所为我“卖了粮食”，换得了一叠粮票。——尽管我当时考取的仍然是“学种树”的学校，与农业、农村甚至农民还没有完全脱离干系，但是能够转了户口，有了铁饭碗，父母还是欢天喜地地借钱为我打点了行装。

1984年9月的一天，十七岁的我辞别了亲爱的家人，背着母亲精心缝制的厚厚的被褥，手里拎着一个二姐用过的装着叮当作响的搪瓷脸盆和茶缸的棉线网兜，在广喜哥的陪伴下从我们村旁的公路边坐上枣庄开往滕县的汽车，准备从滕县站坐火车去泰安。

到了火车站，广喜哥用录取通知书帮我买了一张学生票，然后问我：“自己能行吗？”

我答：“行啊！”

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和坐火车的我，心里多少还有点害怕。只是为了节省一个人来回的费用，才向广喜哥豪壮地表了态。

他有些不放心地将车票交到我的手上，狐疑地看着我许久，拉我坐在候车椅上。

细心的广喜哥交待了我许多要注意的事项，象一位絮絮叨叨的老太太一样。现在想来，那是他对我独自远行的担忧啊。

我走了。

乘坐南京——齐齐哈尔的编号为142的列车，带着父母和亲人的厚望以及青春的梦想独自前往泰安求学。十七岁，在别人那里还是一个应该在父母跟前撒欢的年龄。但那刻的我，心早已被生活的重负磨砺得早熟了。在我的意识中，自己就是一个与别的同龄人不一样的极为自卑和另类的人。

我把头探出车窗，看到了在站台上向我频频挥手的广喜哥眼中亮亮的泪光。

泰安站到了，我跨出列车，“往东”走出了站门。灰绿色的泰山就矗立在眼前，一点儿也没有传说和想象中的雄伟。我来不及多看和多想，就被热情的学兄学姐接到了学校。

后来，有人说我转向了，泰安站的大门是朝北的。我想，准是列车在英雄山转弯时我过于紧张所致。但后来，我一直没有转过来。在我清醒的意识里，泰安站的大门永远都是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开着的。

我喜欢泰安，虽然她当时没有枣庄的繁荣，但是却聚集了众多的学校，是个书卷气很浓的让人心安的小县城。而且，很干净，绝不象喧嚣的枣庄那样整日里煤尘满天。

在泰安的四年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学校图书馆，那里有我做梦都想不到的数量庞大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书，用自制的廉价的摘录本抄写着书中的精彩片段，有时甚至忘记了专业课程的学习——一门专业基础课甚至差点补考。

我喜欢文学和写作，那才是我一生的追求和梦想。

四年象梦一般地过去了，我有了最初的青春积累：做过四年班团支部宣传委员，干过两年学校《春雨》报社文艺版编辑，甚至还登过一篇题为《流逝的记念》的小说和一些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章是登在《泰安日报》的一篇关于我们班谯英军同学扑救金山林木火灾的报道，随后是关于育种专家庞金宣先生的事迹报道，他当时教我林木遗传育种学。反正，在当时的春雨编辑部，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发过“作品”和一次领过“高额稿费（45元，相当于当时国家补贴我们月生活费的2.5倍）”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小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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