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毕业纪念品

——毕权敏

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知道了父亲的一些事，从此我们的父女情不一样了。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卡尼克斯堡，爸妈和我刚举行过平淡的家庭庆生会。

父亲从餐桌旁起身，叫我跟他进入他的书房，对我说：“坐下，你已到可以驾车的年龄，有些事应该让你知道了。”接着他递给我几张纸，我看到上面满是他写的字。“我要你看看这个，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了。你要继承的东西不一定样样都通过血统遗传。”他在我对面坐下，等我看下去。

我很快就知道，那七页手稿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回来后不久写的。关于他战时的经历，这些年来我点点滴滴听到过一些，但他从不多谈，在我面前尤其少提。我只知道我父亲阿瑟·安东尼·布雷西一九四0年从军，一九四二年在科雷吉多尔岛被日军俘虏，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关了四十个月。他在那段日子里受尽我想像不到的苦难，当年戕害他健康的那些疾病，例如痢疾、疟疾、脚气病、糙皮病、坏血病等，到如今还在折磨他。他依然常做噩梦，但他可以放下过去的伤痛，而且以倡导争取退伍军人权益而知名。

他是我的英雄。但到那时为止他没跟我说过什么他战时的遭遇，我在无比欢乐的金色童年时代更根本听不到这些事，因此我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他记述的这件事。

故事开始就说：“斯金纳可以说是个死人了。我站在吕宋岛日军战俘营的有刺铁丝栅栏前，看着我少年时代的好友蹒跚向我走来，他脏得要命，看得出为多种疾病所苦。他其实已死，只是爱闹的天性尚未离开他的躯体。我真想转过脸去，但我不能。他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住我不放。”

我爸爸和斯金纳叔叔霍华德·威廉·艾尔斯——从小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一起逃学，一起去附近山上游荡，一起约会女孩子。毕业后他们应募入伍，乘同一条运兵船去菲律宾。斯金纳是在巴丹半岛沦陷时落入日军之手的。爸爸一个月后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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