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中日友好互访，缔结友好条约

田中首相1972年9月30日下午从中国回到东京，稍事休息就到自民党总部出席参众两院议员全体会议。

日本国会虽通过了关于田中访华和中日建交的报告，但亲台派议员却不赞成田中和大平的说明，便对田中、大平群起而攻之，处处刁难。

前苏联对中日联合声明的反霸条款小题大作，反应强烈，又向日本展开微笑外交，提出进行日苏和约谈判，“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此情况下，田中首相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亲笔信，提出两条建议：一是1973年举行和平条约的第二轮谈判；二是日本政府对开发西伯利亚十分关心，将采取向前看的态度并期待着由当事人进行具体的谈判。

对此，中国迅速作出反应，1973年3月10日，廖承志接见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团时表示：“中国不能不采取相应措施。”

3月初，中国派陈楚为驻日本大使，周恩来总理考虑到日本地位重要，又没有通航，决定派专机伊尔—62送陈楚大使一行赴任。这不仅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用专机送使节上任，而且在整个中国外交史上所未有过，即便在世界外交史上也罕见。这又是周恩来在外交上的首创。

中国驻日大使陈楚赴任时，日本各界代表数千人到机场欢迎，这也是少见的。

一个月后，廖承志率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55人，对日本进行35天的友好访问，兵分四路，周游日本数十个地方，广泛接触各界人士，把中日“友好热”和“亲近感”推向新高潮，充分体现了中日建交后友好关系发展的新局面。

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展，两国开始谈判缔结贸易、航空、渔业协定问题，其中以缔结航空协定问题尤其重要和困难。

中日建交后，日台虽断绝了外交关系，互撤了使领馆，但印有台湾当局“国旗”的中华航空班机照飞日本，进出东京羽田国际机场，日本航空公司也照旧经营日台航线，这就违背了中日建交联合声明的精神，构成了“两个中国”性质的问题，成为签订航空协定的一大障碍。

民用航空国际通航用语。在两国间建立民用航空线时，如一方的航线在通达对方领土后继续延伸到其他国家，自对方领土至这些其他国家的飞行权利和运输旅客，货物、邮件的权利统称为“以远权”。日本考虑到台湾的反应不同意中方的主张。

经周恩来和大平多次谈判，在日本承认一个大前提，即承认中日之间是国家间协定、日台之间是民间性质的条件下，中方对日方的处境和某些困难予以体谅和照顾，最后达成处理日台航线的六条协议，由日本政府予以宣布：

①维持日台航线；②日本航空公司飞台湾；③不要求中华航空公司更改名称和青天白日旗标志；④中国民航飞成田机场，中华航空公司飞羽田机场；⑤取消中华航空公司飞大阪的班次，改飞其他机场；⑥中华航空公司在日办事机构改为代理店，委托其他团体经办。

经中日双方共同努力，1974年5月24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大平外相正式发表谈话说：“日本不能承认台湾飞机上的青天白日图案是国旗标志。”

台湾方面立即提出抗议，停止了日台航线的航运业务。

缔结中日友好条约的谈判从1974年开始，由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楚与日本外务省进行谈判。由于亲台派议员和前苏联的阻挠，谈了五年之久，到1978年仍无进展。前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前苏联驻日本大使波利扬斯基等公开声称，“反霸条款”是“极端仇视前苏联的条款”，“是类似德意防共协定那种危险的条约”。亲台派议员以此为借口拼命反对，日本官员在谈判中总是极力回避反霸条款。

日本各阶层人士强烈要求缔结中日友好条约，到1977年底，日本已有39个都道府县的议会和117个市的议会通过决议或呼吁书，要求早日缔结中日友好条约。日本政界、财界看到邓小平复出后加紧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缔结中日友好条约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1978年8月9日，两国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轮会谈。园田直坦率地说：“这个条约日本沾两分光，中国沾八分光，所以，你们别耍手腕，还是在华国锋主席去罗马尼亚前缔结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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