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

沈约(441~513),字体文,南朝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以诗、文、史学著称于世,历史上习惯地把他看作梁朝人。

沈约祖父沈林子,仕宋官至谘议参军、建威将军、河东太守,卒于永初三年(422),追赠征虏将军。父沈璞,仕宋累官宣威将军、盱眙太守、淮南太守,元嘉三十年(453)在皇室内部斗争中被武陵王刘骏(即宋孝武帝)所杀,时年三十八。自此,沈约家世一度中衰。

少年时代的沈约是在“流寓孤贫”中度过的。他曾乞求于宗族乡党的帮助,得米数百斛,因不能忍受同族之人的侮辱,乃“覆米而去”。沈约在孤贫之中却能“笃志好学,昼夜不倦”。他的读书方法是“昼之所读,夜则诵之”。他母亲担心他用功过度,有伤身体,常以减少灯油、息灭炭火的办法来限制他的夜间读书。沈约后来自述说:“十三而孤,少颇好学,虽弃日无功,而伏膺不改。”他深知父亲死于皇室纷争之中,自己一时难得仕进,但并不因此而荒废学业。经过刻苦读书,他“博通群籍”,又写得一手好文章。

沈约入齐以后,仕途畅达。齐初,为文惠太子属官,一直做到太子家令。后以本官兼著作郎,不断升迁,至齐武帝时官至御史中丞,转车骑长史。这期间,沈约曾有机会校阅皇家所藏四部图书,这对他的撰述晋史大有裨益。自宋明帝泰始初年始撰晋史,至武帝永明五年(487),已历二十一二年了,撰成《晋书》120卷,自谓“条流虽举而采掇未周”,并在永明初年丢失了第五卷。从齐高帝建元四年(482)起,就被敕撰国史,齐武帝永明二年(484)又奉命撰次起居注,实已不能专心于晋史的撰述。

沈约有浓厚的门阀意识。永明八年(490),他因风闻东海王源嫁女与富阳满璋之一事,上书奏弹王源,认为:王源虽然“人品庸陋,胄实参华”,而“璋之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他建议以此事而免去王源所居之官,“禁锢终身”,即永远禁止其参与政治活动。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已污之族,永愧于昔辰;方媾之党,革心于来日”。士庶与门第之别,是政治和婚姻中的大事,这是门阀时代的社会特点。沈约的思想,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特点。

齐明帝时,沈约任国子祭酒。齐末,为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他跟萧衍过往甚密,被引荐为骠骑司马,所任将军如故,做了萧衍的属官。

齐、梁更迭之际,沈约是萧衍谋取帝位的主要策划人物之一。他甚至引用谶语“行中水,作天子”,以证萧衍(按“衍”字即是“行”中有“水”)上应“天心”、下符“人情”,当作天子。萧衍称帝(即梁武帝)后,沈约始终受到重视,不断升迁。天监九年(510),他做到左光禄大夫、侍中、太子少傅,后又赠特进,地位显赫。

在这期间,中国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神灭”和“神不灭”的激烈的论争。沈约是“神不灭”论的积极维护者。

南朝时期,佛教盛行,但也出现了反佛的斗士。刘宋时期的史学家范晔是一位无神论者,“常谓死者神灭,欲著《无鬼论》”,确信“天下决无佛鬼”。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精信释教”,而他的属官、无神论思想者范缜则“盛称无佛”。萧子良质问范缜:“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范缜回答他:“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范缜还进一步批评佛教的“因果”论,阐述他的“无佛”思想,以问答的形式,写出著名的《神灭论》,认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此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范缜还表示绝不“卖论取官”。

梁武帝天监六年(507),范缜的《神灭论》公诸于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梁武帝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他动员王公朝贵六十余人著文围攻范缜,范缜在理论上终不后退,显示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的坚定性。

在这次激烈的思想辩难中,沈约先后写了《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形神论》、《神不灭论》、《难范缜神灭论》、《六道相生作佛义》、《因缘义》等文。沈约申言:“神本不灭,久所服膺;‘神灭’之论,良用骇惕。”(《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他在《神不灭论》中辩解说:“生既可夭,则寿可无夭,夭既无矣,则生不可极,形、神之别,斯既然矣。然形既可养,神宁独异?神妙形粗,较然有辨。养形可至不朽,养神安得有穷?养神不穷,不生不灭,始末相较,岂无其人。自凡及圣,含灵义等,但事有精粗,故人有凡圣。圣既长存,在凡独灭。”沈约用寿、夭来说明形神之别是一种诡辩;宣扬“养形可至不朽”,更是荒谬之论。但他说的“神不灭论”却又带着浓厚的世俗等级色彩,即“圣人”之“神”可以“长存”,而“凡人”之“神”还是要堙灭的。这显然是为了用“神不灭论”来“证明”现实等级社会的“合理”。宗教观念和等级观念在这里是结合在一起了。沈约所撰的《内典序》、《佛记序》等文,也都是在反复宣扬这些观点。这种观点在《宋书》中,有的是直接以佛教灵验的故事出现的,有的是以“天命”所归的说教出现的。

另外,沈约所撰《宋书》,是在继承前人著述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补充而成的。

前人著述所得,主要包括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和徐爰的述作。早在宋文帝时,科学家何承天以著作郎身份撰写国史,写出了一部分纪、传和《天文》、《律历》、《五行》等志。后来,有山谦之、苏宝生相继撰述。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徐爰续作宋史,撰成65卷,上起东晋之末,下迄大明年间,奠定了《宋书》纪、传的基础。沈约对《宋书》纪、传的整理、补充,一是确定了“立传之方”,对晋宋之际的人物入传有所取舍;二是补叙了宋前废帝永光以后十余年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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