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查组里显才能

第六期入伍生在校本部集中几天之后，就开往广州燕塘营房驻扎。燕塘营房的条件比本部要差甚远，宿舍、教舍均是茅草盖顶的竹棚，床铺也是竹子绑成的二层铺。躺在床上就跟躺在野外差不多，四面通风。条件虽说是很艰苦，但学员们各个精神饱满，毫无怨言。不过正式训练开始以后，有许多人就吃不消了。按新兵教育规定，新兵以操场训练为主，每天除早操外，必须操练四个小时。这四个小时的立正、稍息，摸、爬、滚、打，活动量是相当大的。这种训练无疑是培养军人体力、意志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对入伍生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下，许多身体差、意志薄弱的青年，往往被淘汰了，还有的病倒了，甚至还有个别的开了小差。

戴笠虽属壮年，也常常感到力不能支，但他牢牢记住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无论多苦多累，他总是咬牙忍着。而且闲暇之余，他就苦读教材，并认真研读了《曾文正公家书》、《曾胡治兵语录》和《俾斯麦传》。因为他听说校长蒋介石最佩服清末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将曾国藩、胡林翼和德国18世纪的宰相俾斯麦，很爱读曾国藩的著作和《俾斯麦传》。戴笠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渐渐摸出了蒋介石的一些执政思想。他觉得蒋介石重视黄埔军校，是受曾氏的影响，而蒋介石率部东征、北伐，也如同俾斯麦当年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一样，是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结束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他越来越崇拜曾国藩和俾斯麦，也越来越崇拜蒋介石。他认为曾氏与俾氏是古代的英雄，而蒋氏则是当今的豪杰。特别是当北伐军胜利进军上海，打败了孙传芳，浙江等省已被北伐军所占领之后，他对蒋介石更是崇拜之至。

不过，戴笠并未把自己的想法轻易地说出来。因为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在学生中反映得非常激烈，而且入伍生部的主任和连队的一些领导、同学都是共产党员，军校内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以国民党右派势力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一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他虽然没有加入孙文主义学会，但是他内心的天平是倾向孙文主义学会的。以往，他与共产党无任何接触了解，所以一直认为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才是唯一的正统的政党，而且他还听说，孙文主义学会实际上是在戴季陶理论的指导下诞生的。尽管他当时还没有看到过戴季陶所写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但在个人感情上总觉得交易所那个善待自己的和蔼、斯文的同乡，总要比为工人、种田人说话的共产党人高明。不过，一直到“四·一二”蒋介石推行“清党”政策前夕，他都是抱着一种冷眼旁观、深藏不露的态度。一直到“四·一二”前一个月，三期毕业的胡靖安、陈超等出现之后，他才渐渐地把自己真实的思想暴露了出来。

1927年初，由于前几期的学员大部分上了前线，维持广九沿线治安的责任就落在了第六期入伍生的肩上。戴笠所在的十七连和其它三个连队，被派往东莞，边维持治安，边操练。这正是初春的黄梅季节，阴雨绵绵，除了站岗值班的学员外，大都在营房内休息，看书。这天，连长带来两个中年军人，其中一人矮小而强健，另一位较高且白皙。连长介绍说：“这二位是我们三期的学长，老大哥，现在是入伍生部的监察干部，特地来连队了解情况的，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他们谈谈。”后来，那个矮个子自我介绍说，他叫胡靖安，而另一位叫陈超。

胡、陈二人在连队住了几天，分别找一些同学谈话。这天，戴笠正在宿舍看《曾文正公家书》，胡靖安走过来笑道；“老弟看什么书？”当戴笠把书的封面翻给他看时，他满意地说：“嗯！不错，这正是校长爱不释手的书。怎么样？你看后有什么想法？”

戴笠不知他的来历，也不肯轻易表态，故避重就轻地说：“我觉得文正公的父亲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天下人恐怕也只有他有资格写出那样的对联。”说着，他便微微摇头吟道，“粗茶淡饭布衣裳，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儿辈为之。”

“说得对！若无曾劫刚这位博学多才的老夫子，恐怕也教育不出曾国藩、曾国荃这样的子辈哟。要不然，校长怎么对曾氏父子推崇备至呀！”胡靖安见戴笠谈吐不俗，一副城府很深的样子，很是欣赏。

戴笠见他每句话都离不开“校长”，仿佛他与校长挺熟似的，心里就有了几分底。当胡靖安问他毕业后打算干什么时，戴笠立即毫不犹豫地大声说：“我想给校长当警卫。”

他的话一出口，周围的一些同学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有人甚至嘲讽地说：“雨农啊雨农，你也太没出息啦！校长培养我们，难道只是让我们去给他端茶、递水、扫地、当听差？！”

“这有什么不好？校长统兵打仗，日理万机，还有比卫护校长安全更重要的吗？我若能给校长当听差，就是莫大的荣幸！”戴笠竟毫不脸红，回答得理直气壮。

在座的同学大都嗤之以鼻，而胡靖安却认为戴笠正是他要找的联络对象。他认为，只有像戴笠这样崇拜蒋介石的人，才是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他暗中送给戴笠一本戴季陶写的反共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叮嘱他不要让其他同学看见，并让他暗中注意连队里共产党员的活动，及时向他汇报。

戴笠对胡靖安的举动和谈话，深感惊慌。此时此刻，他还不愿卷入学生中间的派系的斗争漩涡，而且他早就听人说过，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批判过戴季陶，说他“未经中央委员会许可，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以至发生不良影响，惹起党内纠纷……”并要“促其反省，不可再说，禁止三年不得作文字”。所以戴笠尽管个人感情的天平倾向戴季陶，但他还不想以自己的前程去冒这个险。他犹豫地指着那小册子对胡靖安说：“这小册子，听说是反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校长不是也反对这小册子吗？”

“老弟，你别太迂腐啦！校长反对？为什么那次会上开除了谢持、邹鲁的党籍，而戴先生却能仍当他的国民党员、宣传部长？不瞒老弟说，校长让我和陈超从武汉返回军校，不是没有目的的。你按我说的办，不会有错。当然，你不要轻易暴露自己……”胡靖安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戴笠受启发似地点了点头。

戴笠的脑子是何等机敏！他一听是校长让胡靖安返校并传达旨意的，便立即想到，那么胡氏一定是蒋校长的人了。

胡靖安，字茂全，江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为人心狠手辣，又好出风头。北伐初期，在总司令部任职。后奉蒋介石之命，在上海组织密查组，专门搜集各方情报。这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前身。

戴笠来到胡靖安手下，开始没有任何军职，每天只是自动去搜集情报，以晚生身份向胡靖安递送，被戏称为“编外情报员”。这段时间戴笠搜集的情报，因为不了解高层意图，也没活动经费和职业情报特务的经验及眼光，情报来源面很窄，大都是凭自己过去流浪的一段功底，搜集一些社会花边新闻之类，毫不起眼，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时偶尔打听到一些较有价值的情报资料，经过胡靖安一转递，往往又成了胡靖安的功绩。戴笠此时人微言轻，寄于胡靖安篱下，当然不会去跟胡靖安争功。相反，他为了感激和报答胡靖安的收留，取得胡的信任，还经常跑到胡家，给胡抱孩子，做一些杂事，以取悦于胡。后来戴笠回忆说，这是他一生最窝火的时期。

当时，同与胡靖安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另一个老牌特务蔡劲军，也是黄埔二期毕业生，胡是江西赣北靖安人，蔡是广东海南万宁人，两人都受到蒋的宠信，并以侍从参谋和副官的身份搜集情报，向蒋呈递。戴笠当时半途脱离黄埔军校，按规定应作为自动放弃军校学籍处理，经胡靖安疏通，学籍虽得以保留，但还没有取得六期毕业生的资格，因之每每见了蔡劲军、胡靖安，犹如见了顶头上司毕恭毕敬，谨言慎语。蔡见戴态度谦卑有礼，工作勤恳，人亦机警敏捷，精明能干，也就常常给予关照。当然，蔡、胡也都从来没有防范戴有朝一日会爬到他们头上，成为他们的顶头上司。

戴笠跟胡靖安挂上钩后，除对连队中的共产党员暗中监视、及时汇报外，还认真地学习了戴季陶的那本反共小册子。他对书中所宣扬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害了空想病”，是一群“无政府主义的信徒”，以及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进行阶级斗争，把共产党视为“癌肿”等观点，均能接受，而且觉得言之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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