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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失良机
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尽管在中央苏区周围集中了50万反动军，但打破敌人“围剿”的机会还是存在的，其中一次是“福建事变”，另一次是1934年夏天。
“福建事变”是以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与国民党南京政权决裂的一次重大事变。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生的。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三个师从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序幕。战前，朱德和周恩来曾经联名发出指示，要求在北方战线大力开展游击运动，“破坏敌人五次‘围剿’的一切准备与企图”。但中共临时中央却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苏区外战胜敌人。正当中央苏区红军受到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时刻，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是德国共产党员，1928年在德国越狱后逃往苏联，后来到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由于李德的特殊身份，开始时大家对他相当尊重，但李德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由于博古等人的支持，完全排斥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的正确主张，变本加厉地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有时甚至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伍修权说：“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李德实际上掌握了中央军委的领导权以后，面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先是盲目蛮干，驱使红军同强大的敌人硬拼，要红军打所谓“正规战”、“阵地战”，继而又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消极防御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使红军在反“围剿”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自9月下旬至11月中旬，以朱德为总司令的红一方面军依照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但不能御敌，自己却遭受重大损失，朱德很痛心。
正当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时，“福建事变”发生了。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福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蒋光鼐早在9月底就与苏区红军有联络。10月26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还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个协定是极其秘密的，蒋介石等人都不知道。
11月18日，蒋光鼐、陈铭枢、蔡廷锴等人相继踏上了福建福州市东郊、闽江北岸的鼓山。鼓山延袤数十里，有白云、鼓子诸峰。山巅的巨石如鼓，所以称为鼓山。山中有福建著名的涌泉寺。涌泉寺东侧有灵源洞、听水斋、白猿峡，岩石嵯峨，摩崖密集，被古人誉称为“石鼓都会”。涌泉寺西侧苍松翠柏，曲径通幽，有鼓山十八景、白云洞等名胜。蒋光鼐一行这一次上鼓山，并不是游览名胜古迹，而是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发动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11月20日，在福建召开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人民权利宣言案》、《组织人民政府案》、《制定新国旗案》等12项决议，并于当天晚上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徐廉等11人为委员，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对外贸易统制”，“关税自主”，“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农村实行“计口授田”；在军事上，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下辖五个军。福建人民政府还决定与共产党进行初步合作。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大为惊恐，慌忙从“围剿”红军的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己担任“讨逆军”总司令。
这时候，红军如果能抓住机会，采取积极行动配合第十九路军，蒋介石就会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但是党的临时中央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不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而是把中央红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进攻国民党军队的堡垒阵地。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被迫单独同蒋介石的军队作战。当由蒋鼎文率领的国民党第三、第九两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西开进时，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刚刚打完大雄关战斗，正在国民党军队开进的侧面休整，敌人的行军纵队红军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有人提出，这是打敌人的很好机会，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可是有关方面就是不让打，说什么打了这些敌人“等于帮助了小军阀”，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到福建去打十九路军。
正当福建人民政府处于十分危急时，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从前方回到瑞金，俩人商量后，周恩来通知红三军团东出福建延平地区，大胆截击蒋军。为了执行好这项任务，方面军还特地给第三军团配备了一个炮兵营。但为时已晚，当第三军团到达延平附近时，蒋军主力已经通过延平，红军的行动已无法扭转整个福建局势。福建人民政府仅仅存在53天，遂告失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逃往香港，澳门、福州、泉州、漳州等城市都被蒋军占领。
毛泽东提出的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的方法遭到拒绝。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同时，彭德怀在军事方面也提出类似的建议，但都被博古和李德等人拒绝了。
毛泽东非常惋惜，因此他说：“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垮台。”
蒋介石从容地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便立即调转兵力，封闭了红军向苏浙皖赣突进的缺口，集中全力从四面向中央苏区围攻，从而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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