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企图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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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企图分裂

红军的陷阱是张国焘，红军的生存障碍是张国焘。

当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时，张国焘控制的左路军正在向阿坝一带活动。按照预定计划，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在马塘、卓克基集结后，向阿坝地区开进，尔后东进班佑，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南前进。

但是，张国焘到阿坝后，拒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的决定。8月24日，党中央还在草地行军途中，就发电报给张国焘，要他率左路军速出墨洼、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是，张国焘却强令已经东进至墨洼的红五军返回阿坝。

右路军出了草地，占领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军那边，不见动静，令人焦急。毛主席找徐向前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和徐向前三人的名义，发出电报。接着又令四军三十一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是，张国焘离开阿坝，刚进入草地，就变了卦。9月3日，他来电说：“葛曲河涨水，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3天，二十五师只2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可见，这时张国焘连北进的方针也不同意了，实际上是要南下。他的“理由”，并不能成立。一是所谓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他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其他路军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

这时，中央已令红一军一师为先头部队，向俄界地区探路开进。敌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线兵力不多，筑碉未成，难以阻红军突击。中央一方面希望早日北进，一方面也在考虑如何使张国焘转弯。因为这是关系全局、关系左路军命运的问题，而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那几天，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个妥善办法来。

根据陈昌浩回来讲的情况，9月8日，徐向前等致电朱、张请示：“胡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再拖延实令人痛心。”“中央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要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当天，张国焘来电，命令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徐等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徐向前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徐向前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徐向前不是，所以他只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徐向前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徐向前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接着，中央即以七人的名义致电左路军。

9日，张国焘电复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现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打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他：“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他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徐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他早点休息，于是告辞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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