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深思熟虑

斯大林深思熟虑

这封信的建议是极其大胆的。如果真被白宫采纳，则无异于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由于这封信非同寻常，他们便拿着署了艾其森名字的信去找艾其森。艾其森虽然也赞同谢伟思他们的意见，但却对发出这封由他署名的信有些犹豫，他不过是一个代办，如果赫尔利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知道是他签发的，一定饶不了他。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位办事员出了点小错，赫尔利便拔出腰间的手枪吼叫道：“你知道吗？有个家伙犯的错比你小得多还让我枪毙了呢！”吓得那位办事员连连求饶。于是，艾其森说：“这封信是决不会起作用的，他们会说我们全都是叛徒，说我们是老猫不在，耗子翻天。”

谢伟思是一位富于责任心和正义感的军人，他认真地说：“赫尔利先生报往白宫的情况充满了偏见，如果我们知情不报，便是失职，而且在战后，将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

艾其森眼珠一转，说：“有了，赫尔利和魏德迈不都是在华盛顿吗？我们可以在寄往国务院的信中加上一句：‘魏德迈将军和赫尔利将军都在华盛顿，这应当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一个良好机会。’这样，我们既把情况报告给了国务院，又脱了越级反映情况之嫌。”

大家齐声叫好，于是2月28日，这封信由重庆发往白宫。

驻华使馆文武官员的信，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务院中国科科长文森特看完信后，当即表示支持驻华使馆人员的观点，并在3月1日写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提出：“不应当存在在蒋介石和中共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美国应“利用中国一切能同我们合作的力量对日作战。蒋介石既然不能实现军事上的统一，那就应该对他说，他已无权独自享受支持了。”赫尔利这时已经到了华盛顿。3月4日，赫尔利来国务院找文森特商讨中国问题时，看到了使馆人员的来信，赫尔利气得当场对文森特大声吼叫起来：“我知道是谁起草了这份信件，谢伟思！我非得教训教训这个婊子养的不可，哪怕这是我在任上最后干的一件事。”

第二天，他和中国科的人员辩论了一整天。因为中国科的人员几乎都支持使馆人员的意见，赫尔利非常孤立，犹如受审一般。

新当选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则在对外交委员会的谈话中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驻华使馆人员的态度。他显得有几分严肃地说：“美国驻在外国的使团官员有责任全面、准确地报告对于明智地制定和实施美国对外政策必不可少的一切因素和事件，艾其森先生有哪一点是违反这些规定和传统的文字和精神的呢？这叫人很难理解。他2月28日的电报全面而又不受约束地报告了他所看到的中国时局。他的建议是真心要帮助国务院制定它今后的对华政策的一种努力。根本看不出他写这份报告和提这种建议有任何要绕过他的上级的意思。相反，他明确地提出，此事有待华盛顿的国务院征询赫尔利大使的意见。在我看来，根据我迄今得到的情报，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关于艾其森先生或谢伟思先生犯有对他的上级官员略有不忠的过失。”

赫尔利在国务院处处碰壁，狼狈不堪，于是他逃离国务院，开始各方奔走游说，寻求支持。

中国科的官员知道赫尔利不会就此罢休，他肯定会四处纠集力量、网罗观点与他相同的人来折腾驻华使馆的小人物们。于是他们也开始了壮大自己队伍的工作。他们首先去找了魏德迈，希望把他争取过来。他们知道，如果魏德迈能被争取过来，那么在中国，大概就没有谁真心实意地赞成赫尔利的对华政策了。但是魏德迈是一个做事谨慎的军人，在白宫没有明确的意见之前，他也不急于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只是含糊其词地说：“就目前看，还很难判定共产党在抗战中到底有多大作用，我觉得不要急于加强共产党军队。”魏德迈说这话时，已经知道将用海军和空军的力量来打败日本，用不着中国军队的陆上配合，但是他还不知道四个星期前在雅尔塔三巨头所签定的协定内容，所以他又说：“不管作出何种安排，苏俄在它能够援助中共的时候，它是会援助中共的。”实际上魏德迈的立场与赫尔利是一致的，他反对美国政府与中共的任何形式的合作。

与此相反，赫尔利的游说有了一个好的结果。在美国国会中，有相当一些人是支持蒋介石的，他们是坚决的反共分子。而且，美貌的宋美龄在国会上富于感染力的演讲，似乎使他们觉得蒋介石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只有他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这些支持赫尔利的观点和罗斯福的既定对华政策是一致的。实际上赫尔利即使不到处游说，他也是这场争论中的胜利者。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罗斯福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他都将支持蒋介石政府。

赫尔利在得知自己已经冲出重围、胜券在握之后，于4月2日，以驻华大使的名义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的会场挤满了闻讯而来的记者和关心中国事态的各界名流，也有不少人想来听听赫尔利是怎样看待这次驻华官员的情况反映的。

下午3点，春风满面的赫尔利步入了会场，记者们顿时忙碌起来。他们出于职业的敏感，提了许多舆论关心的中国问题。

赫尔利昂着头，脸带着微笑，以一个中国问题权威的口气对记者们说：“中国共产党支持孙逸仙博士的原则，那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的三民主义。共产党提出的所有要求是基于民主。它使我得出结论，在中国的共产党事实上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确实支持那些与中国国民政府所宣布的相同的原则。在中国的政党间的分歧似乎不是要达到的目标，因为他们双方都宣称他们要在中国建立非集权的政府，并引导自己走民主的路线，采用民主的程序。他们之间的分歧是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的程序。”

赫尔利这番话是异乎寻常的，它为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国内环境。雅尔塔会议开完之后，3月2日，罗斯福在国会上讲话，介绍会议的结果。出乎他的意料，美国政界迅速出现一片反对声，指责罗斯福向苏联出卖了美国利益。3月29日，白宫和国务院被记者包围，新闻界强烈地责问政府，在雅尔塔究竟有多少秘密。在这样一种气氛下，罗斯福两次召见赫尔利。于是，赫尔利心领神会，以“中国问题权威”的身份出来讲话，为罗斯福解围。

公愤终于平息下去。赫尔利得意非凡，他刚战胜了驻华使馆的反对者，现在又压制了公众的舆论，他是一个战无不胜的外交天才。

4月3日，赫尔利带着罗斯福的使命飞往欧洲。行前，罗斯福委托他两件特殊任务。第一是促使丘吉尔和斯大林就美国在中国所一向奉行的政策达成一项协议。这个政策就是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促使中国所有抗日武装部队统一于全国性的政府之下，并且赞助中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统一和民主的中国政府的愿望。第二件任务是继续坚持中国应建立自己的领导，作出自己的决定，对自己的政策负责从而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自己的前途。

对第一件任务，赫尔利觉得在斯大林那里是不必费多少口舌的，因为莫斯科早就表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关键是丘吉尔，这个歪脖子不甘心让美国来左右中国的事务，要让这个正在衰退中的帝国的首相听命于正崛起的美国，恐怕还得费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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