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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智点要害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为使商谈顺利进展并取得成果，不仅与民主人士作了深入广泛的接触和推心置腹的交谈，还走访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要人士，以及接受右翼记者的来访。
毛泽东与人谈话最大的特点就是轻松幽默，看似漫无边际，实际上句句都扣在要阐述的中心思想上。
毛泽东步入陈立夫的会客厅，在一张藤椅上坐下，他的谈话特点便显露出来。他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2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我时时怀念那个时期，怀念孙中山先生。--你没赶上吧？”
陈立夫尴尬地笑笑：“没有，那时候我还在美国读书哩！”
“哦，”毛泽东淡淡地应了一句，接着说：“可惜呀，蜜月一过，孙中山先生一死，国民党就不认共产党了。从1927年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然后是追到江西、福建、四川、贵州、陕西，总之，哪里有共产党，就追到那里。所谓‘石头过刀，茅草过火’，厉害得很啦！我毛泽东被迫东奔西跑，好不难堪哟！--这段历史你经历了吧！”
“嗯，这个嘛，都是过去的事了。毛先生何必提这些不愉快的事。”
“不，要提。十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一教训难道还不发人深思吗？”毛泽东点燃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继续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象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过去的政策，我们是有许多要检讨的地方，这次我们请毛先生来，就是要改正我们以往的过失，请毛先生来国民政府中任职。”
“哈哈哈哈！”毛泽东一阵大笑，“你是国民党中央的组织部长，你看任命我个什么官合适呢？不过我跟蒋委员长已经说过，光安排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解放区一万万人口都得有一个妥善安排。我看你这个组织部长没有这么大的气魄吧！”
陈立夫脸涨得通红，不知如何是好。
如果说与陈立夫的谈话是毛泽东在主动攻击，那么一个星期后接受一位右翼的重庆记者的来访，则是在迎接挑战。
这位帮着国民党呐喊的记者名叫蒋匀田，一见到毛泽东，他就急急地问道：“毛先生到渝20日，与国民党领袖们商谈的结果如何？”
毛泽东答复说：“因对国民党的承诺，我应保密，所谈的问题不宜告人，既然蒋先生系民社党的领袖，我应该告诉你多日来与国民党所谈之问题，让我们共守秘密。商谈了近20日，时间白费，毫无结果，已面临僵局了。”
“20日来，谈及哪些问题？僵在哪一点上呢？”蒋匀田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我们触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分配的比例问题；一个是我们管理的地区自治问题。现在没有一个问题得到协议。可说商谈已经失败了。”毛泽东坦率地回答说。
“毛先生，承你所示知，你们所商谈的问题失败了，甚可惋惜！可是从人民的角度，即使如此商谈成功了，那乃真的是失败。”
“你意何指？”
蒋匀田侃侃而谈道：“第一、假使军队的分配比例能得到协议，将来中央政府以某种藉口，增加一个团宪兵，你是否按比例扩充你的兵力呢？假如你不立即扩充，你将失其比例；假若你随之而比例的扩充，这将演成国内军备竞争，取代所谓国际军队竞争，则人民将如何负此财政的重担呢？第二、假使你们对于划分领土管理权，商谈成功，如一般传说：贵党得以掌有绥远、热河、察哈尔等省，并得推荐北平、天津两个副市长。假使中央不同意省有自治权，省主席由人民选举，一旦中央政府明令调绥远省主席任浙江省主席，绥远省主席从命乎？亦抗命乎？假使绥远省主席遵命而行，则贵党将失去绥远省的管理权了。假如绥远省主席拒绝不从命，其结果则将如何？据敝见所及，这将是延缓今日之战争为明日之战争而已。故从人民的眼光看来，是否为大大的失败呢？”
“你有何建议？”
“毛先生，我认为最好恪守在飞机场上的书面谈话：争取民主与自由。只有真正的民主政府，始可为人民的福利而努力；而在野党的安全亦始能有所保障。假使毛先生同国民党的领袖讨论此类问题，应让其他少数党派领袖参与会谈，不宜仅限于贵党及国民党，这亦正合毛先生在机场所发表的谈话。”
“希望你的高见能够实现。赫尔利大使亦曾向我建议说，‘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假使同国民党商谈此类问题，我们共产党的代表一定主张邀请其他党派参加。”
“假使能采纳这样的方式共同协商，无论结果如何，将必成为中国历史上大的转折点，盼望毛先生成功。”
毛泽东并没有去评价蒋匀田所阐述的观点，而是转到其他问题上：“此次来访重庆，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见到张君劢先生。我少年时候，即拜读张先生的大作甚多，所以已经久仰了。张先生多年来不计艰险，为民主政治奋斗的精神，亦至今令人敬佩。他给我的一封公开信，想必你也阅过，在那封信里，他主张要我们将军队交给蒋委员长。老实说，没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我们固然不能生存，你们也无人理睬。若叫我将军队交给政府，理犹可说，教我交军队于蒋委员长个人，更不可解；蒋先生曾对我说：‘要和，你就交出军队，不然，请回延安带兵来打。’我对他说：‘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交军队于个人，能解决问题吗？’不知君劢先生发表那封信时，想到这个问题没有？我想君劢先生是没有机会练兵，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
“关于君劢先生那封公开信，我在桂林从报纸上阅及，亦感惊奇。不久沈钧儒先生自渝赴桂林，在漱溟先生办公室内，亦曾晤谈此事，均表示不同的看法。沈先生问我事前知否，我告以事前毫无所闻，不过据我推测，或因新四军事件，引起大敌当前、兄弟阋墙的恐惧而出之。至于毛先生说君劢先生若有机会练兵，他也必会练兵的。我想毛先生没有看到君劢先生在北平创党时所拟的政纲。我们当时的政纲，载明不收现役军人为党员。为什么有此条规定呢？不是我们不重视现役军人，而是我们深信民主政治的成功，是以全民的信心与力量为基础，不是单凭武力可以打出来的。我国已受了三个多年翻云覆雨惨痛的历史教训了！再参证法国一次、二次、三次革命的惨史，更使我们不愿以武力为建立民主政治的有效工具，而只有由政党组织行动，不计个人牺牲，反对一党专政，启发人民对民主制度的认识与信心，渐渐趋向民主政治成功的道路了。”蒋匀田滔滔不绝，为自己标新立异的见解而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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