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三次对策汉武帝
公元前140年,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做了西汉王朝的第七位皇帝。上台伊始,他就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首先从治国理念上一改先祖故训,变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为有为政治,开始重用儒生,大力倡导儒学。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诏命贤良进行对策。十年磨一剑,“三载不窥园”的董仲舒,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真是千载一时,三生之幸!
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也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
汉武帝迫切想要“贤良”们为他的皇权找到根据,并且从理论上回答自然的一些规律,因此在第一道制书中问道:怎样才能得到天帝的授权?
汉武帝所问的恰好是董仲舒曾经深入研究过的问题,他在奏章更是把自然的发展变化和上天的意志合为一体,把皇权统治和天的意志结合起来。董仲舒在奏章的一开头就说,上天总是将自己的意志体现于人世间。随后,他又把儒家的一套重复了一遍,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他提出自己对刑罚的看法。他在奏章中援引《尚书》、周公和孔子的话说明天意支持德政的观点,并说之所以灾异起而德政废,是因为刑罚的问题。董仲舒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主张。
他建议说:“作为一国之君,先正自己的思想行为,然后再来纠正朝廷诸官的行为,做到上行下效……”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会有邪气和奸佞,才能风调雨顺,万民安居乐业,五谷丰登,天地丰润,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称臣。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
因此,他建议汉武帝广设学堂,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
随后,董仲舒又以自己的眼光回顾了汉代以前的历史,说明周代兴盛是因为教化,秦代败亡是因为暴政。而汉王朝继秦代的天下,就如同得到朽木粪墙一样,虽然想要好好治理。
于是,他又一次向汉武帝表明,要想大治天下,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必须首先从思想上改变,使全国上下在思想上达到统一,这才有大一统的希望。
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对策,感到十分惊奇,他异常高兴,因为终于发现了最适合自己的思想基础。他对董仲舒十分满意,十分欣赏他的才干。
然而,由于汉代初期推崇黄老学说,推行“无为”的政策。而且当时太皇太后,即汉文帝的皇后窦氏还没有去世,她十分喜欢黄老学说,而且坚持黄老之学,这是一个必须逾越的障碍。
于是,汉武帝就这个问题第二次策问,要贤良们再对策。在这次策问中,他提出了古代帝王的“劳”与“逸”的问题,“奢”与“俭”的问题,还有“质朴”和“雕琢”的问题。他说:“有人说美玉不用雕琢,又有人说仁德要用文来修饰才完美,两者岂不相矛盾吗?”
他要臣下回答为什么这两种说法相异,实质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有为而治”和“无为而治”到底哪一个更正确。
董仲舒又写了一篇近2000字的对策,在策问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然而在字里行间,无处不充溢着孔孟的儒家思想。这一篇文章更详细、更系统地提出了为君之道和治理天下的方法,对汉武帝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在策问中,董仲舒叙述了自尧以来,直至周文王的几位君王的所作所为,得出结论说:“由此看来,帝王治国的道理是一致的,然而之所以有‘劳’和‘逸’之分,主要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的缘故。”这实际上是回答了汉武帝有关“劳”和“逸”的问题。
君王的“劳”和“逸”是因为时境的变化。对于“奢”和“俭”的问题,他引用孔子的话回答说:“所以孔子说:‘奢则不逊,俭则固。’”用以说明“俭”是自古治国的一项重要原则,对国家的兴亡有着深远的意义。
随后,董仲舒又用大量篇幅向汉武帝建议实行有为的政策。他认为历史上有为的帝王能做到“有为而治”的话,便天下升平;相反,如果做不到的话,便会天下大乱。而能做到有为的帝王,正是与儒家的主张相符合的;不能做到的帝王,则与儒家的主张相背离。
他还引用曾子的话说,希望汉武帝尊崇适合于他自己的思想,并做出相应的行动,自然可以成为与前代贤明圣主相并肩了。接着,董仲舒顺承他在头一次奏章中的提议,建议汉武帝兴办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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