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小姐临危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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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小姐临危受命

上海，1939年12月的一个夜晚。

这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两年四个月以前，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上的大炮，突然开火，向驻扎在闸北地区的国民党保安部队驻地猛轰，紧接着日本驻上海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也在闸北、宝山等地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八·一三事变发生了。

蒋介石调兵遣将在上海与日本人展开激战，双方各有数万将士阵亡，损失惨重。11月5日清晨，日本增援军、精锐的陆军第十军突然在金山卫登陆，中国军队腹背受敌，有被围歼的危险，统帅部下令撤退，11日上海沦陷，上海的法、英等租界陷为“孤岛”。

就在上海即将沦陷的时候，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到杜月笙公馆，一方面安排国民党江浙财团头面人物撤退，一方面亲自布置了五支别动队，号称10万“忠义救国军”，留在江浙沪一带。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以第八集团军驻沪办事处的名义，将大部分已经暴露了中共党员和抗日分子撤离上海，同时也安排了极少一部分同志隐蔽下来，进行秘密活动。上海成了敌我友三方特工惊心动魄决斗的战场。曾住在法租界辣斐德路拉都路口一幢僻静公寓里的关露，就是中共留下的一个秘密党员，她的公开身份是诗人。

此刻关露正坐在写字台前伏案疾书，她身材苗条，皮肤白皙，人长得非常秀气。1931年秋天她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读书，因涉及一场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她来到上海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底组织上安排她到“左联”工作，不久接替被捕入狱的丁玲，担任创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她是个诗人，写了许多激情洋溢的诗篇，以后出了一本诗集取名为《太平洋上的歌声》。她还应邀为电影《十字街头》写了首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在上海影响深广。

这一幢公寓原来是王炳南的住所，自从王炳南的夫人离沪以后，这空荡荡的公寓里就住着关露一个人。两年前她在福煦路多福里，接受潘汉年隐蔽待命的指示以后，就打算趁此机会写一部自传，白天她到霞飞路启秀女中教书，顺便了解一些情况，晚上便闭门写书，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部10万多字的自传体小说《新旧时代》已经快写完了。

突然，她听到有人在屋外轻轻地敲门。她站起身走到窗口，挑起窗帘的一角仔细张望了一下，只见昏暗的马路上并无异样，于是便用手理了理披在肩上的秀发，走到客厅外的过道上，把门打开了。

夹着一股寒气，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只见他身穿风衣，头戴礼帽，帽沿压在眉梢上，关露把他领进客厅，这才认出来客原来是刘少文。

她忙着招呼刘少文脱去外衣，在壁炉前坐了下来，然后煮了杯咖啡端到刘少文手中，再朝壁炉里添了几块木柴，这才在刘少文的对面坐了下来。

刘少文放下咖啡杯，朝前凑了下身子，压低了声音说：“重庆来电了，是给你的。”

他伸出手烤着火，习惯地朝四下张望了一下，便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只烟盒，啪地一声打了开来，又从排开得整整齐齐的香烟中抽出一支，拆了开来，然后把从烟中拆出的一张纸递给了关露。

这是一张薄薄的电文纸，只见上面写着：“速去港找廖承志接受任务。”电文的署名是叶剑英。

关露仔细地把电文看了几遍，然后把纸扔进了壁炉，看着它烧成灰烬，这才抬起头来问刘少文：“什么时候走？”

“明天下午。”

“怎么走？”

“坐船。”说罢，刘少文从口袋里掏出张船票及一叠港币，把它递给了关露，同时又将廖承志在香港九龙的地址和接头办法告诉了她。

关露接过船票和钱，把它放在写字台上，她抬起头来，望了望刘少文。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宽厚地笑了笑，又端起咖啡杯，将残余的咖啡一饮而尽，他穿好了风衣，戴上了礼帽，伸出宽大的手掌，把关露那双娇小的手使劲地捏在自己的掌心之中，动情地低声说道：“关小姐，你多保重了……”

几天以后，关露来到了香港。当天下午找到了廖承志的住所。不巧，廖承志不在家中，他的秘书记下了关露在香港的住所，并再三关照，让关露在饭店里静心等候……

关露买了一大叠香港的报纸，把自己关进了饭店。一直到第二天傍晚，才见廖承志和潘汉年一块儿来到了她的房间。当时廖承志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对外主管联络工作。而整个情报工作是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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