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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是在继承先秦史传散文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以“究天人之际”的创作理念，以包罗古今、总揽宇宙的心胸与气度创造出的新的纪传体史书，从而成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圭臬。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揭示了《史记》的创作思路和宗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通过创作《史记》，充分展示了他对天人关系的理解。总体而言，司马迁于“天人之际”更强调“人”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和贡献，深刻地体现了其以人为主体的思想。
一帝王将相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记载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近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凸显了帝王将相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具体来看：
（一）帝王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
历代的帝王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掌舵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如《史记五帝本纪》对黄帝、颛顼、帝喾、唐尧与虞舜的记载，重点突出了他们修德保民、立功天下的功勋。
神农氏之时，黄帝不忍“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习用干戈，伐蚩尤、征炎帝，使得天下太平，诸侯全部归服。颛顼帝则“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沉静稳练，通达事理。他养殖各种庄稼牲畜以充分利用地力，推算四时节令以顺应自然，依顺鬼神以制定礼义，理顺四时五行之气以教化万民，洁净身心以祭祀鬼神。他“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四面开拓，使得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全都平定了，天下没有不归服的。
高辛帝也是“生而神灵，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于其身”德高望重者。他能顺应上天的意旨，了解下民之疾苦。仁德而威严，温和且守信，修养自身，天下归服。他收取土地上的物产，俭节地使用；抚爱教化万民，把各种有益的事教给他们；推算日月的运行以定岁时节气，恭敬地迎送日月的出入；他明识鬼神，慎重地加以事奉。他仪表堂堂，道德高尚。他行动合乎时宜，衣服用度如同士人。帝喾治民，就像雨水浇灌农田一样不偏不倚，遍及天下，凡是日月照耀的地方，风雨所到的地方，没有人不顺从归服。
帝尧放勋更是一位圣君，“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他能尊敬有善德的人，使同族九代相亲相爱。同族的人既已和睦，又去考察百官。百官政绩昭著，各方诸侯邦国都能和睦相处。
虞舜名重华。他是中国历史上“孝”的典范。舜的父亲瞽叟是个瞎子，舜的生母死后，瞽叟又续娶了一个妻子生下了弟弟象，象桀骜不驯。瞽叟喜欢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把舜杀掉，舜都躲过了；舜若是有点小错，就会遭瞽叟到重罚。然而，舜依然很恭顺地侍奉父亲、后母及后母弟，一天比一天地忠诚谨慎，没有一点懈怠。舜二十岁时，就因为孝顺出了名。三十岁时，尧帝问谁可以治理天下，四岳全都推荐虞舜。舜以自己的德行使天下人归服。他在历山耕作时，历山人都能互相推让地界；在雷泽捕鱼时，雷泽的人都能推让便于捕鱼的位置；在黄河岸边制作陶器，那里就完全没有次品了。一年的功夫，他住的地方就成为一个村落；二年就成为一个小城镇；三年就变成大都市了。看到舜的这些功绩，尧就赐给舜一套细葛布衣服，给他一张琴，为他建造仓库，还赐给他牛和羊。此后，舜更加勤勉自律，最后帝尧终于将天下让给了虞舜。
“五帝”外，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帝王还有很多，如西周王朝的开创者周文王和周武王。据《周本纪》载，文王还在做西伯侯的时候，就暗自修养自己的德行，凡事以仁德为本，仁人爱物，诸侯都来请他裁决是非。当时虞、芮两国的人有讼事不能裁决，故前往周。他们进入周的国界，看到种田的人都互让田界，人民都以谦让长者为美德。虞、芮两国的人还没见到西伯，已觉惭愧，相互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人所耻，还去干什么，去了只是自取羞辱罢了。”于是返回，互相谦让而去。西伯侯姬昌的治国理念与殷纣王形成鲜明对照。他能以人为本，故人们都愿意归附他。
武王姬发秉承其父作风，也能以人为本。这在武王姬发推翻殷纣王统治，建立周王朝之初，对待殷纣王的儿子和百姓方面，就得到了充分体现。武王以殷的遗民封商纣之子禄父，又派他的弟弟管叔鲜、蔡叔度辅佐禄父治理殷国。然后，又命令召公放箕子出狱；命毕公放百姓出狱；命南宫括散发聚集在鹿台的钱财和巨桥的粮食，用来赈济贫苦的野人和贱民。周武王姬发善待殷之遗民，优待百姓的民本政策使他更进一步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
通过对历史的记述，司马迁明确指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虽云在“天”，实则在“人”。如《高祖本纪》所载，刘邦则特别重视对“人”作用的强调。《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对自己取天下原因的分析，正说明了这一点：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以吾所以取天下也。
与刘邦相反，项羽刚愎自用，不善用人，仅想凭借一己之武力夺取天下，最终导致失败。《项羽本纪》在详细记述了项羽由最初起兵到乌江自刎的全过程后指出：“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里，司马迁指出：项羽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天亡我”是极其错误的。项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其“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并“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从而导致失去民心，“王侯叛己”，最终走向了灭亡。《史记索隐》也批评项羽说：“始救赵歇，终诛子婴。违约王汉，背关怀楚。常迁上游，臣迫故主。灵壁大振，成皋久拒。战非无功，天实不与。”这里都将项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虽后者将民心向背表述为天意，然而都说明了《史记》对于人的力量的重视和人心向背对于统一天下的重要性。
《史记》所载的其他能够秉持以人为本治国思想的君王还有很多，此不尽述。司马迁对这些君王的记载，总结了王朝更迭的关键因素在“人”不在“天”，即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赢得民心的关键则在于君王能否践行以人为本治国理念，能否真正将人民、百姓放在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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