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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确定交易所试营日期
1990年11月，上海首先打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旗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也积极响应。
禹国刚后来抱怨道：“老是在我们准备要开的时候就放出一股风来，说北京说了不能开。说真话到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北京谁说不能开。但是由于上交所在报纸上讲出去了他们要在1990年12月19号开业，有他们在前面这一冲我们后边很多事就好办了。所以后来遇到很多事，我当时爱用的一句话我说‘要打板子，上海、深圳一起打，各挨50大板。’他为什么能弄？我为什么就不能弄？而且讲得很清楚我们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嘛。”
于是，王健再一次找到市政府旧题重谈。筹备组认为言之有理，并且事情已经有了先例，上海在先，市政府当然同意。于是，交易所的名字在千回百折之中，磨砺几个月，才算得出这样的大号。
起名一事，尚且如此大费周折，开业之事更难！
1990年5月，深圳股市突然上涨。王健他们请张鸿义副市长与主管机关领导光临现场观摩电脑演示。如果此时交易所一开业，那么深圳证券市场首先进入完全的电子化时代，这无疑宣告了一切幕后交易的终结。
张鸿义看完电脑方案及演示，说：“看来深圳人并不笨。”随后对主管机关的领导说：“是不是就让他们来做吧？”
王健觉得，在电脑交易正式推出之前，一定要制定出一部有关电脑操作的法律条款，于是一部《电脑辅助交易办法》应运而生。
洋洋万言的《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是新中国证券史上的一座丰碑。按照这种“高技术”法规，过去柜台交易中的不法行为再无可乘之机。
《电脑辅助交易办法》还在讨论之中，便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按说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应同是股票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次首先发难的就是那些证券公司。白热化的争执，隐隐地告诉人们，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
一个要管，一个不让管，矛盾自然就形成了。官司打到主管机关，“意见不一”、“由简到繁”、“先易后难”。没办法，将《电脑辅助交易办法》打入冷宫，坚持要手工操作。
这一举动，在深圳股市的上空划出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深圳是不是一个诚实的市场？人们不敢肯定！因为手工操作无法保证股票市场的诚实，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可能会再度遭受蹂躏。那么主管机关某些人的用意何在？不得而知。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电脑方案最终胎死腹中。电脑的运用，并不能用简、繁可以概括它的意义，更没有难、易之分。一旦电脑方案真正上马，受损最大的就是那些黑幕中的股票掮客，幕后交易也会遭到重创。电脑只认程序，只要程序合理，符合“三公”原则，它是最能保护正当交易、最不易出错的高技术手段，但居然因为那一纸批示而束之高阁。
后来，上海股市借用了深圳率先提出的“无纸化”经验，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功。深圳子宫内的婴儿，居然出生在上海！王健在愤怒之下又写文章，质疑交易所的先进技术作用被严重低估与践踏。
1990年，王健他们的电脑交易系统出台，本来说5月13日开业，不久便成了泡影。开业不得不改成试业，时间定在8月18日。
1990年9月，领导批转的一封群众来信在高层传阅，大体内容是：
现在深圳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统统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
关于此信在领导中有人赞同，也有人认为需要调查研究。关于股市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还是造成了深沪股市从大涨到大跌的波动。
到了试业就要开始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打出“北京”的旗号，说“北京”不同意开业。
“北京”不同意开业，深圳市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交易所受命于人民银行。开业问题再次流产，不得不另改时间，又推到了10月13日。
又是在开业的前几天，某行长亲自到北京汇报情况，汇报内容已经无从考证了，等他南归深圳之后，10月13日的开业计划又被扼杀了。
1991年11月20日，王健突然接到北京“联办”总经理王波明的电话。他说：“老王啊，你们第一个筹备的，可是人家上海交易所已经被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了。你们要加把劲了啊！”
王健核实之后，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此时深圳只有几家上市公司，如果上海先开业，两地加起来也不过10几家，那还需要深圳交易所成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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