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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密令运筹暴动
1927年9月底，叶剑英又回到了广州。
此时的广州，到处是一片凄凉景象。自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大批共产党员被捕杀，进步组织被破坏，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处于低潮。叶剑英忆起几年前热火朝天的大革命盛况和东征北伐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不禁满怀激愤。
到广州后，叶剑英把情况向当时党的负责人黄锦辉作了汇报。
黄锦辉是当时中共广东省委与叶剑英保持单线联系的负责人。他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参加过东征战役。1926年年底周恩来调离广州后，他负责广东省委军委工作。叶剑英到达广州不久，即与他秘密接上了头，向他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穗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在广州暴动的设想。黄锦辉听完以后，首先肯定了叶的工作，并向他详细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指示和工作部署，其要点是：中央已于九月明确指示要发动广州起义；广东党组织的任务是利用李济深和张发奎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作起义的准备；要纠正消极等待叶、贺军配合起义的思想；省委正着手组织总同盟军罢工，扩大工人赤卫队，发动市郊农民暴动，并分化敌军使之一部分能站到工农方面来。在这次谈话中，黄锦辉还交给了叶剑英这样几项任务：（一）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中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二）加强对教导团控制，掌握好这支暴动的基本武装；（三）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最后黄锦辉叮嘱：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处处小心，不能露出蛛丝马迹。
叶剑英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了解了党组织的意图，更加谨慎行事，在极其复杂险恶的环境中秘密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9月底，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攻下，被迫撤出了汕头。10月上旬，周恩来、贺龙、叶挺、张太雷、恽代英、聂荣臻等相继转往香港。这时，叶剑英受党组织委托秘密前往香港，会见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情况，进一步商讨了广州起义的问题。返回广州后，他把与恽代英交谈的情况向黄锦辉作了汇报。
叶剑英在广州立稳脚跟后，昼夜思虑着如何把他苦心培育的教导团调进广州。张发奎、黄琪翔本来是拒绝教导团来穗的。他们听到许多关于教导团“赤化了”的传言，此时正把教导团看做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既想丢出去炸别人，又怕留在手里炸自己。叶剑英看透了他们的心思，几次找他们陈述利害：要想驱逐异己势力，扩大自己实力，非起用这支颇有作战能力的年轻武装不可。并且一再担保，只要使用得当，调度有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费尽唇舌，张、黄终于被他说通，同意把教导团调入广州。10月中旬，教导团从广东花县新街出发，抵达广州北郊四标营。稍事休整，便获准重新发还武器，并补发了新的灰布军装。
教导团进驻广州后，叶剑英便设法与团内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唐维等取得联系。为了避嫌，他先向张发奎辞去教导团团长的职务，同时建议由杨澍松代理团长，李云鹏（中共地下党员）等人接任营长和连长。叶剑英部署停当，即来到教导团视察。这一天，他身着笔挺的军服，佩带短剑，英姿勃勃，出现在全体官兵面前。他首先问候大家，随即庄重地宣布杨澍松等人的任命，接着，讲革命的形势和任务，最后语意双关地说：当前，在我们面前展现着一条曲折的革命道路，希望大家不要低估自己的作用。要用高度的革命精神来接受紧张的训练。要养成服从军纪的良好习惯，为巩固革命策源地广东作出贡献！同学们听了老团长寓意深刻的讲话，对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叶剑英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军委的指示，在教导团内加紧部署起义前的准备工作。9、10月间，党组织又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全团1300名学员和教官中，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3个营长有2个是共产党员，其他各级干部也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叶剑英还与团内党组织负责人一起迅速扩大“工农兵革命同志会”这一进步组织，并指导“同志会”开展小组活动，进行个别谈心，团结和教育广大士兵群众，使全团绝大多数官兵同情革命。通过这个革命组织，党的指导精神和“老团长”对起义准备的具体要求，得以在全团贯彻实施。由于党的领导加强，“孙文主义学会”的影响受到削弱，广州起义的武装准备工作有了迅速的进展。
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和“老团长”的布置，教导团经常派出一些有战斗经验的学员深入到市区、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指导工人纠察队使用武器。一些女生队的学员也穿起工人服，外出宣传，和女工一起讨论革命大事，受到工友们的欢迎。教导团的革命士兵与广大工人打成一片，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教导团党组织在叶剑英提议下，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各有侧重地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杀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300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每天，在晨光熹微中，一队队的教导团战士便开始了长跑锻炼。他们向着沙河方向，一直跑到黄花岗。在巍然肃穆的七十二烈士墓碑前，列队集合，高唱革命歌曲，抒发战斗激情。教导团战斗力日益增强，政治影响日益扩大。
正当教导团厉兵秣马、待机而动之际，粤系张发奎与桂系李济深、黄绍竑争夺广东地盘的斗争愈演愈烈。
自从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后，黄绍竑得胜回归广州，代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自恃实力壮大，遂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自任军委主席，并企图取消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直接指挥第四军。张发奎也不示弱，表面上声称要出洋，暗地里却召集军官会议签名倒李。这时，遭到国民党政府排斥的汪精卫，想利用张发奎的实力，赶走李济深，插足广州。而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唐生智排挤暂时下野的蒋介石，也施展其两面派手法，拉张反李，妄图坐收渔利。汪精卫迫不及待地跑到广州，到处发表演讲，宣扬他的“护党运动”和“在夹攻中奋斗”的陈词滥调，遭到广州工人群众的怒骂和讥讽。
叶剑英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陪同张发奎、黄琪翔等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多次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汪精卫正与张发奎密谋，要将李济深调开，并乘机解除其部队的武装。叶剑英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败，张、李矛盾，大可利用。于是等张发奎找他商量倒李之策时，他完全支持张的主张。不久，汪精卫以解决党内纠纷、出席国民党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全体会议为名，于11月16日骗李乘军舰同赴香港并转道去上海。随后，黄琪翔即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事变。一场争夺广东政权的军阀战争终于开场。
“事变”前夕，黄琪翔与叶剑英商量，决定以第四军教导团为主力，进行逐桂之战。17日凌晨，叶剑英向教导团下达了战斗命令。全团官兵按照预定部署，一举攻克了黄绍竑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接着占领黄埔军校、虎门要塞等地，夺取了兵工厂，捣毁了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清党委员会等据点。桂系部队节节败退，很快被逐出广州。黄绍竑早已预感到这场角逐的败局，非常痛恨背后出谋划策的叶剑英，曾两次派人暗杀他，均未得逞。这次“政变”本来要捉获黄绍竑，因他化装出走，没有找到。后来，黄从香港逃到广西去了。
在这场驱逐桂系军阀的战斗中，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攻占了迫击炮制造厂，缴获了大批武装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
张发奎、黄琪翔通过这场被南京政府称为“急煞人的广东事变”，夺得广州政权后，马上在东校场召开所谓“护党”祝捷大会。张、黄首先得意地发表演说，但未引起多大反响。随后，叶剑英登台发表支持工人革命斗争的讲话，受到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拥护。会场上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高举红旗，高呼“打倒新军阀！”“士兵弟兄们站到工人方面来！”等口号。他们还当场散发革命传单。教导团和一些同情革命的士兵被深深感染，公开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
“护党”祝捷大会上显示出来的工人和士兵的革命情绪，使张发奎大为惊恐。他进一步撕下“左”的假面具，采取了加紧镇压工人运动的步骤。同时，他对教导团越来越不放心。为了控制教导团，他将自己的表弟朱勉芳派往团里当参谋长，又安插一批亲信到教导团，严密监视革命师生的活动。但是，由于教导团的中共组织基础雄厚，叶剑英的影响较深，实际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老团长”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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