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当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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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选主席

在毛泽东、朱德的直接领导下，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至三次反革命“围剿”，到1931年秋，赣南、闽西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一个包括21座县城、250万人口、5万平方公里的巩固的苏区，主力红军发展到7万人。与此同时，游击战争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湘鄂西、海陆丰、鄂豫皖、琼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左右江、陕甘等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成立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军团和其他十多支红军部队，全国红军总兵力达30万人。苏维埃运动和红军运动的发展，迫切地要求党组织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加强领导，将全国的革命力量统一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把革命推向前进。

1930年2月4日，李立三领导的党中央急于想提早建立全国性政权，发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告，通告中提出建议要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起召开有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2月15日，中共中央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发表《召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着重强调了召开“苏代会”的重要意义：“这个会议必然对于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特别是苏维埃与红军——都有非常伟大的帮助，它必然提出许多共同的政治任务及策略路线，以便迅速的促进全国革命高涨的到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政府。”因为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是最有斗争历史和全国政治意义的红军”，是“争取湘鄂赣先胜利的主要力量”，所以，4月间，中共中央两次致信红四军前委和三、四、五军总前委，要求要“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心城市发展”，并具体要求红四军与红三军联系，“坚决执行向赣江下游发展，配合整个革命的形势与武汉首先胜利的前途取得九江以保障武汉的胜利”，实现中央的策略任务，促进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央4月3日的来信中特别说明：“中央决定毛泽东同志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务须执行中央这一个决定。”

由于军情等各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参加1930年5月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而建立在“城市中心论”基础之上的成立全国性中央政权的计划，随着9月间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破产也告破产。

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但对于成立中央政权问题，还是予以肯定的，只是批评李立三“有过于机械的设想，以为中央政府一定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南昌”。因此，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党中央，对于立三中央时期成立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工作并无影响，同时并为建立中央政府继续作了努力。同年10月18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延期至1931年2月7日在赤色区域举行开幕式。后因负责此项筹备工作的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相继被捕牺牲，筹备工作即转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进行。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党中央。王明等人虽全面反对六届三中全会，但对于建立全国性中央政权这一点却接受下来，并积极促进这一中央政权的建立。从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到赣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全苏“一大”的决议，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全苏“一大”的召开发出七、八份通知和指示。

1931年6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召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通告，决定于8月1日召开全苏“一大”，指示各党部与各党团，应将大会的准备工作列入这个时期中心工作的议程上。于是，各地苏区纷纷建立了全苏“一大”准备委员会，负责宣传鼓动和选举代表的工作，加快了召开全苏“一大”的步伐。但由于战争频繁，各地选举代表需要较长时间，加上交通困难，各地代表一时不能到齐，特别是由于中央革命根据地要准备对付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所以，1931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联名发表了《第十四号通令》，决定将原定在8月1日召开的全苏“一大”，“改在10月革命节举行”，即在11月7日举行，并号召苏区各级政府和人民用实际行动迎接全苏“一大”的召开。7月8日，苏区中央局把这个决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8月3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中央组织问题的决议》，就临时中央政府的人选问题，对苏区中央局作出了具体指示。

8月30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中，严厉批评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未能如期召开全苏“一大”是一个“严重错误”。同时，指示信中提出：“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的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大限度地实施苏维埃政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