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直接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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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直接指挥权

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时，决定在苏维埃政府中设立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决议及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其委员有15人，以朱德为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全国红色海陆空军完全集中统一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统辖之下。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失去了对工农红军的直接指挥权。可见，从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就从军事领导上开始了对毛泽东的排挤。

且说王明其人，安徽六安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在莫斯科学习时组织了宗派小集团。1930年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党中央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迫使党中央1931年1月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由以他为首的宗派集团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后去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

毛泽东随东路军打下漳州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毛泽东主张红军撤回中央根据地，肃清白匪的土围子，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筹备粮食，准备打破敌人的下一次“围剿”；同时仍主张在打通闽西、赣南两区后即应向赣东北作有计划的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区，使中央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毛泽东的主张不符合他们的“积极进攻路线”，继续要求红军去攻占中心城市；立即扩大红军，改组红军，开展城市战、堡垒战的演习。同时，对毛泽东的主张进行了攻击。

1932年4月4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题为《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的文章，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进攻，等待新的胜利”，说毛泽东是“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5月20日，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份长电指示信，直接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认为“毛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可以引出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认为这种“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的“纯粹防御路线”和“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措施与危险，公开讨论毛泽东的观点。”

“左”倾中央的这封长电指示，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战略主张的全盘否定，预示着分歧双方的斗争将进一步尖锐化。

且说此时正在闽西的东路军，5月27日接到红军总参谋部通报：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入侵赣南或闽南之说，又得悉敌十九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为了打击粤敌，中革军委于5月29日命令东路军回师赣南与粤敌作战，以保卫中央苏区。6月5日，临时中央发布军事训令：“一、五军团主力应先与河西三军团相呼应，解决入赣粤敌，在可能条件下占领梅岭关，再沿江北上，占领赣州、吉安、樟树，以争取南昌为目的。”毛泽东等即遵命率领红一、五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出发向西，6月下旬到达赣南天心圩等地。此时已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朱德兼方面军总司令，但不设总政委，并命令取消东路军及西路军番号，一、三、五军团仍归红一方面军指挥，毛泽东随军行动。7月上旬，根据方面军总部命令，红一、三、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与粤敌20个团展开激战。由于三军团和五军团两次误报敌情，乱了自己的部署，兵力没有真正集中，虽将粤敌击溃，但缴获不多，打成了同敌人硬拚消耗的战斗。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但是“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水口圩战役后，7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又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出《告前线红军战士书》，提出红一方面军要“毫不疲倦地乘着这一伟大胜利的开展，继续与敌人决战，继续歼灭敌人，迅速地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来实现江西首先胜利。”并规定红一方面军由南雄、信丰北上，向蒋军主力发动进攻，即实行所谓“北上作战”，同时策应鄂豫皖、湘鄂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

关于北上作战，毛泽东曾提出了他的战略设想。他根据红军战争一贯采取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诱敌深入”、“避强击弱”等战术原则，认为红一军应先行攻打守敌薄弱的乐安、宜黄、南丰、南城等地，扫清北上通路的障碍，打通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然后再图进展，7月21日，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信丰前线，后方由任弼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前方后经过实地考察，了解了前方情况与敌我态势，因此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当前作战方向致苏区中央局电》，说：“我们再三考虑认为赣州上游敌军密接，在任何一点渡河突击赣敌，都有被敌人绝断危险。如攻新城、南康，将引起宁赣敌人分进合击或隔江对峙，造成更不利条件。因此决定经赣江下游先取万安求得渡河，解决陈、罗等四师主力，以取吉安等城市。”同一电报中，还提出：“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鉴于中央局不同意毛而提议周为总政委，7月29日，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8月初，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重新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中央局会议经过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南丰方面敌人，解决陈诚、吴奇伟、朱绍良等增援部队，逼近夺取吉水、樟树、新滏等城，并威胁南昌、九江，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行动，在有利条件下可先取抚州，联结赣东北。8月8日，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等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联名签发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命令说：“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同时，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8月8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训令》。红一方面军随即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红军连续行军一星期，于8月15日开抵同敌军相持的招携、东韶一线时，对方还毫未察觉。第2天，红军出其不意，突然发动攻击。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乘胜占领南丰。这一仗打得异常迅猛，速战速决，一周内连克三城，俘敌5000多人，缴获了包括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南昌、抚州大震。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取南城。8月24日，毛泽东随军抵达南城近郊。这时，发现南城守敌有3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地形于我不利，敌方的工事又很坚固，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敌人在乐安、宜黄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根据这些新的情况，红军当机立断地改变预定计划，主动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同时由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转临时中央，说明前方改变计划的原因；敌军已注意“固守城镇”，我们应“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这点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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